望蓬莱 游兴

　　这首小诗遣词用字极为平易简淡，状物抒情活泼生动。它出现在“因仍历五代，秉笔多艳冶”的宋初，尤为难得，也传达了诗人高洁不俗的精神情趣。

　　第一、二两句描绘了夕阳西下，余晖斜照，江面上飘着一只搭有苇蓬的小船，“半日”说明小船已经飘荡很久了，坐在船舱里的诗人通过蓬顶透下的日光，也知道天色已晚，时近黄昏。从江面的吟诵声中可以看出，此刻诗人既无意过江又不急于返岸。这吟诵声在这风平浪静、薄雾降临的江面上显得格外清晰。无人欣赏与唱和，是那样的孤寂，从而看出江面只有作者一人一舟。这两句描绘了一幅有声的图画，画面孤寂而冷清。

　　第三、四两句，写尽诗人孤独之感，那一只只单足翘立、曲颈对窗的鹭鸶，仿佛理解人情、通晓事理。他们静静地伫立着，不时伸头探脑窥视者船舱里的诗人，似乎在聆听诗人吟诵。伴随着诗人泛舟，诗人于是对它们倾诉衷肠。诗人之“意”就是直道而行及“成败观千古，施张在思维”（《滴居感事》）的抱负，“屈于身兮不屈其道”（《三黜赋》）的决心，以及“薄宦苦流离，壮年心更衰”（《春日官舍偶题》）的苦闷等，诗人的“意”是复杂的，而这里用“唯有”二字重重勾勒，则他人不知“我意”，不言而喻。愤懑之气、寂寞之心见于言外。给读者留下无穷的寻味余地。同时鹭鸶便是诗人的知音，所以他逗留船上半日孤吟未过江，他要把所有的“意”向鹭鸶倾诉。“诗以奇趣为宗，反常合道为趣”，诗人的这种写法正符合此刻他的心境。后两句通过写鹭鸶对他有情，从而表现他对鹭鸶的喜爱和对污浊官场的厌恶，正反映了人世对他的无情以及孤独的处境，这正是这首诗的“奇趣”之所在。

　　此诗以动静结合的特点着力渲染写景，人与野禽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，使诗意与画意相互生发，趣味隽永，引人无限想遐思，风格朴素而饶有风韵，自然而颇见情趣清新悦目。

参考资料：

连理枝头花正开，妒花风雨便相催。
愿教青帝常为主，莫遣纷纷点翠苔。

　　惜春和怜花的情感中，不仅仅是对自然美的珍惜，而且包含着一种自怜、对人生短促的叹惜、对生命不能圆满的茫然。也就是所谓的写景以自况，借花以自怜。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之怜花、葬花最明显也最强烈地表现了这种心态。

　　这首诗直露惜花之情，并借惜花来表达她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慨和对美的呼唤。前两句写象征邪恶力量的横雨狂风侵袭着象征美好事物的花；后两句写呼唤青帝为落花做主，莫让风雨欺凌花，隐含着诗人对人间幸福和美的呼唤。诗写得含蓄而深情。

　　唐代的孟浩然曾写过一首有名的“惜花诗”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？”诗人在春眠中被欢快的鸟啼惊醒，想来当时还并未完全从梦中清醒，却唯独想起了昨夜的风雨和遭风雨的花。怜花之情写得很是生动。而这首朱淑真的诗，惜花之情却写得更是直露。

　　起首两句，展开的似乎是一种搏斗的场面，一方面是正在开的弱花，另一方则是满怀妒意的横雨狂风，作者用“正”和“便”两个字突出了其间时间的紧迫，有搏击的紧张感。“连理枝头花正开，妒花风雨便相摧”，花开正好，风雨何急，但是在作者眼里，横雨狂风夹着妒意向落花袭来时，已经成为人间暴虐力量的化身，而那正当新鲜、美好而又娇嫩的花枝则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。作者眼中不仅仅只有落花，还有落花般不幸的人生、世事：人之无力掌握捉弄人的命运，而人间暴虐的力量往往占上风。这两句实际上是对人世生活的一种概括。

　　诗人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和苦难重重的人生，只能从内心发出呼唤：“愿教青帝常为主，莫教纷纷点翠苔。”在乞求司春之神保护花儿，不要落下地成为尘埃的心情中，实际上隐含着诗人对人间幸福和美的呼唤。这种呼唤有点类似于晚清诗人龚自珍写“我劝天公重抖擞”时的浪漫精神。整首诗的情花之情，并非是对自然景物的感慨，而是对人生的感溉，诗表达的主要是一种哲理，以落花来写人世的风雨沧桑，以惜花来表达她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慨和对美的呼唤。

　　将这首诗与孟浩然的那首诗作以比较，孟诗的意象和情感更自然，更生动，形象和意念结合得更紧密，更饱满，而这首诗则理大于象，理大于情，如果说孟诗更合于林黛玉所说的：“这是人心自然之音，做到那里就到那里”，那么朱淑贞的诗则是为理而作的诗。这也是唐诗与宋诗的基本区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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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小晏多愁善感，对于人生，总是放不下他的思考，欢会之际难遣闲愁，春日临近顿生希望，悲愁与欢乐，聚合与离散，总是此消彼长起伏回旋，在他的心灵之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波澜。这首《临江仙》词，就可以看作是他的感情长河中泛起的一朵浪花。

　　词的上片写的是与友人在一起的酒筵欢会，却以“眼中欢事常稀”来表现，使欢乐也蒙上一层愁苦的阴影。因为聚会稀少，故而特别珍惜；因为珍惜，故而更怕这段欢事的终结；因为怕它终结故而要仔细地数一数究竟还有多少个相聚的日子。作者真切地表述了细腻的心理活动，很是耐人寻味。

　　下片当以“东溪春近好同归”为核心，表述了作者对生活的取向和希望。“浅酒”与“深情”两句，就其句式与内涵而论，又是相互纠葛在一起的，这种笔法，本是《临江仙》词牌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的写作要求，其间有对比，有连结，或为对仗，或为互文。这两句是说：浅酒无别人可劝，惟君能劝；深情无别人可知，惟君能知。这样就把席间欢会的主客双方的亲密关系交代了出来。“东溪”，即东边的溪山，泛言风景秀丽之处，并不是实有的地名。选个好去处，携同归隐共赏春光，也就不会再有异地分离的情况了——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。最后两句是由“春近”二字引发出来的想象中的东溪美景：“柳垂江上影，梅谢雪中枝”。用十个字总写春景，并不容易。选材欲其美，大概至少须得做到这么几点方能合乎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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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史达祖本来是一位“婉约派”的词人。前人之所以盛赞他，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。其实，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“婉约”一路。像这首词，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，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、激昂慷慨，语句铿锵，意境深沉，运笔稳健，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。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、其词的全面了解。

　　中秋海潮，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。早在北宋，苏轼就写过《八月十五看潮五绝》，其首绝曰：“定知玉兔十分圆，已作霜风九月寒。寄语重门休上钥，夜潮留向月中看”。南宋辛弃疾也写过《摸鱼儿·观潮上叶丞相》等上乘之作。史达祖这首题为“中秋夜潮”的《满江红》，在某种程度上看，就正是继承苏、辛“豪放”词风之作，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，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，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，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。

　　因为是写“中秋夜潮”，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。开头两句“万水归阴，故潮信盈虚因月”，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，意谓：水归属于“阴”，而月为“太阴之精”，因此潮信的盈虚——潮涨潮落，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。这里所用的“归”和“盈虚”两组动词，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，蓄贮了巨大的“势能”。大江东去，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“力量”。此时，在月球的引力下，它又要返身过来，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，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。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，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：“偏只到，凉秋虚破，斗成双绝”。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（即“凉秋虚破”时），那十分的满月与“连山喷雪”而来的“八月潮”（李白《横江词》：“浙江八月何如此？涛似连山喷雪来”），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“双绝”奇景。它们“壮”、“奇”之所在，以下两句即分写之：“有物揩磨金镜净”是写月亮，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，越发显得明亮澄圆：“何人拏攫银河决”是写江潮，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，奔腾而下。对于后者，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（即钱塘江）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，以加强感性认识。《武林旧事》卷三《观潮》条里写道：“浙江之潮，天下之伟观也。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。方其远出海门，仅如银线；既而渐近，则玉城雪岭，际天而来。大声如雷霆，震撼激射，吞天沃日，势极雄豪。”至于前者（中秋之月），则前人描写多矣，无须赘引。总之，眼观明月，耳听江潮，此时此地，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？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“双绝”，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。比如宋初的潘阆，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“别来几向梦中看，梦觉尚心寒”（《酒泉子》），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；苏轼则在观潮之后，“笑看潮来潮去，了生涯”（《南歌子》），似乎悟得了人生如“潮中之沙”（“寓身化世一尘沙”）的哲理；而辛弃疾则说：“滔天力倦知何事？白马素车东去。堪恨处，人道是、子胥冤愤终千古”（《摸鱼儿》），在他看来，那滔天而来的白浪，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。但是史达祖此词，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：“想子胥今夜见嫦娥，沉冤雪。”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“雪”字：月光是雪白晶莹的，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，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“沉冤”已经洗雪干净。张孝祥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写时近中秋、月夜泛湖的情景道：“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。”又云：“孤光自照，肝胆皆冰雪。”这实际是写他“通体透明”、“肝胆冰雪”的高洁人品。史词的“子胥见嫦娥”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，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。这表明：史氏虽身为“堂吏”，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，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。

　　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。“光直下，蛟龙穴”是写月，兼顾海：月光普泻，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：“声直上，蟾蜍窟”是写潮，兼及月：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。两个“直”字极有气势，极有力度，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。“对望中天地，洞然如刷”，则合两者写之：天是洁净的天，月光皓洁，“地”是洁净的“地”，白浪喷雪；上下之间，一派“洞然如刷”，即张孝祥所谓“表里俱澄澈”的晶莹世界。对此，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、“激气已能驱粉黛，举杯便可吞吴越。待明朝说似与儿曹，心应折！”这前两句，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“移情”之说。——按照这种“移情论”，在创作过程中，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、互相渗透的。比如，把“我”的情感移注到“物”中，就会出现象杜甫《春望》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之类的诗句；而“物”的形相、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、心绪，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，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，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。史词明谓“激气已能”、“举杯便可”，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，正是在“光直下”、“声直上”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。——当然，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。在外物的感召之下，一腔激情直冲云霄，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（美人）；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，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。这两句自是“壮词”。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；另一则——如果细加玩味的话，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、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、或者狡狯的君王，以及那当作“美人计”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，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。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，但仍是暗扣“月”（粉黛即月中仙女）、“潮”（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）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，因此，并不能视为走题。末两句则“总结”上文，词人说：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（“儿曹”含有轻视之意）去听，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！词情至此，达到高潮，也同时戛然中止，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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